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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起三落之第二次起落
2019-04-15  |   发布者: 井冈山红色教育  |   点击: 20
摘要: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伟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等等。许许多多耀眼的光环,他都当之无愧。

  1929年初,为应对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实施“围魏救赵”战略,于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由于军情紧急,环境艰苦,领导人的精力都集中在应付敌情和恶劣环境,较少顾及其他,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所放松。

  红四军中原本就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蔓延。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岐也愈来愈明朗化,并日益反映到党内,红四军前委对此未能取得统一的认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争论。

  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三、关于反对军阀残余问题;

  四、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

  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上,红四军党内纷争的导火线—刘安恭任职。

  刘安恭,1899-1929,四川永川县人,早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与朱德一起到德国留学。1927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春回国,由中央派来江西,5月初到红四军,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在进攻东江战役中不幸牺牲。

  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激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

  毛泽东的主张:不设军委。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刘安恭的主张:要设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

  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谭震林、蔡协民、林彪等;支持刘安恭的意见:朱德等,结果:问题没解决,会后争论更激烈。

  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当时的称谓为“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从而造成了毛泽东的“第二落”。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9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因肺结核病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fù)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反映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1929年8月下旬,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详细讨论红四军问题,起草决议提交政治局讨论。

  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上杭县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从而实现了毛泽东“第二落”之后的“第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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